随着年初庐江中学那位“抢麦”英雄少年的信息甚嚣尘上，我不由得想起了很多关联那里的人或事。虽说我只在庐江生活过几年，可改不掉却是多少年来，每一次听到“庐江”两个字，我都会下意识的去用心聆听?

庐江中学，是历史悠久的省重点中学。由这个名字延伸开去，我自然就想到了杨叔，他是我爸爸最要好的战友，要说这人间的苦，好象都汇集他一个人的身上似的。家里的影集里有许多他和爸爸的合影，妈妈很早就说他是个苦命人，妈妈识人看相颇有些家学渊源，早先，我们都只不过是敷衍着付诸一笑，然而，日久之后，很多人很多事都如她所预，我们开始深信不疑，用她的话“一个人好不好，全凭长相”，极端的宿命论让我自小便处于放养状态，初二时，因为摘桑叶养蚕而不慎滚下山涯，重症监护下昏迷一周，脑震荡休学半年。如今，年届五十的我还会经常因她的观念如释重负，当努力无济于事时，宿命论也真是对于自己现时尴尬状态的有力开脱。也常会以此和朋友同学们自嘲“顺应命运的安排，才让我至今仍有仰望星空的澎湃”。

而我要说的杨叔，和爸爸一起入伍前就是村里的孤儿，到了部队后，他真是把部队当成了家，那时的部队还没有形成如今的“阶级”，军队中屌丝逆袭的案例比比皆是，也因此，那方天地也是众多草根青年实现抱复的理想家园。优秀战士可提干，如果换成现在，非经军校不得成为干部，那杨叔是不可能成为军官的。他初小的文化，刚到部队时，写个名字都困难。爸爸说，在护卫艇服役时，初中毕业的他就被中队指定为6-70个战士的文化教员。

战士们每年都会争取休假探家的机会，而杨叔因为无家可探而几年如一日的在艇上当着他的“小雷峰”。低调是他的本色，无须伪装。能在部队里吃饱穿暖，于他而言已经是莫大的幸福。有一年，炮艇到上海维修，依惯例工厂接艇之后，部队只需要留守几个战士即可。其余人都可以利用这难得的机会休假，杨叔自是留守人员，理由自是他一贯的“无家可探”。三个月，他愣是坚守在炮艇上，一次都没有出厂区大门，大上海的繁华于他仍如闽东军港那么遥远。他每天义务用汽油清洗工人们用过的油漆刷，原本一次性的刷子经他之手又被重复利用了多次。作为炮艇留守人员，用现在的话是高高在上的甲方。他的义举感动了工厂方面，工厂党委向护卫艇大队党委正式发函表彰，大队领导对同是县团级兄弟党组织很是尊重，于是杨叔被郑重推荐，荣立了曾被以为是他最没有可能得到的三等军功。这个三等功叠加在他的嘉奖和五好战士之上，二年后，他在趸船的队列前被大队政治处宣布提升为副连级的副艇长，这是舰艇部队独有的优势，提干便是副连职。这是那个年代部队的魅力，只要你诚实苦干，就有机会。五湖四海的人员结构营造着一片平和纯净的天空，没有裙带羁绊、无须背景资源，透过洁净空气普照在大地的阳光下，入目皆为希望，生活在其中的人们是何等的幸福。

当杨叔穿着舰艇部队特有的呢制服正襟危坐在护卫艇驾驶台上发布航行舵令时，他顺理成章的走上了他的人生巅峰。可辉煌时刻谁都有，别拿一刻当永久。副艇长、艇长、副中队长，军旅步伐至此为而止。一切都在意料之中，爸爸后来说，毕竟是文化底子太薄，他的操艇技能很快到达了他无法突破的瓶颈，再往上，已无可能。有一年，已调到支队修船科的爸爸在码头上看着他驾艇泊岸，前进、倒退了若干个来回，可仍是不尴不尬的距岸3-5米，这是个最让舰艇长们头疼的距离，只有一个办法，那就是重新离岸再次蓄积惯性，否则一个浪头过来，极有可能将舰艇推向码头酿成事故。所以每一位成功的舰艇长都几乎拥有着如出一辙的沉稳坚定。就在杨叔叔准备离岸再做努力时，出现了涌流，他的艇轻轻的撞在钢筋混凝土的码头上，很轻，却也将栏杆撞变了形。爸爸说，系上缆绳后，杨叔就害怕的流泪了，爸爸安慰他，这点小伤不要紧，我让修理所的兵给你摆弄一下，刷点油漆看不出来的，不用报事故。

杨叔叔当了十五年兵，被确定转业回乡，爸爸托大舅爹给他在县城里联系了一个城关镇财政所副所长的岗位，这对于杨叔而言，已经是无法再好的安置了。我们在部队时，经常能收到他从老家写来的信，尽是感恩与满足，他的女儿小我一岁，成绩好的让杨叔叔更是对未来充满了希冀。爸爸也经常和我说起杨叔，爸爸的讲叙传递给我的一种错觉就是，爸爸的战友好象只有杨叔一个。

一九八九年，我们家转业没有回庐江，杨叔叔很失望却只说理解，他挑着新弹的棉被和芦席来铜陵看我们。那时候，坐四个多小时长途汽车带这些东西着实体现了他和爸爸之间真挚的战友情。

在铜陵的一周时间，我带着他的独生女儿杨榕在我也并不熟悉的天井湖公园划船，逛同样陌生的长江路。那时，我们都读高一，杨榕就读于庐江中学，成绩稳定在年级前十名，这几乎就已经锁定了重点大学。

如果记忆只到这里截止，那杨叔叔就是这个世界的幸福的标杆和典范，可偏生我之后的记忆更加深刻。

高二时，也就是我们到铜陵的第二年，杨蓉打电话给我爸爸“王大伯，我爸被确诊胃癌晚期去世了。”犹如晴天霹雳，爸爸妈妈赶回庐江帮着他们母女料理了杨叔叔的后事，之后的我们对此除了唏嘘，也就再无他话。真真就是“天有不测风云，人有旦夕祸福”，杨叔叔从确诊到离世不过短短一月。

老天似唯恐一击不重，在我高三时，也就是杨叔叔去世后的一年，杨婶也因为同样的病因去世，我这才相信了胃癌传染性，否则怎么会这样？杨榕的高二高三两年接连遭遇如此的天降大难，她的第一次高考几乎缺席。她婉拒了父母单位要照顾她招工进县城五交化公司好意，继续补习。一个女孩，一个人住在唯剩她一人的家里努力学习，至此，她已经无路可走，唯有向前。

补习的一年，我们几乎失去了和她的联系，爸爸要经常打电话给庐江的其他战友才能得到一点点讯息，“小丫头不能看到我们，一看到我们就哭。”孤独补习了一年的杨榕放弃了她曾经锚定的重点大学，她选择了上海的第二军医大学，也许独自一人的她读军校学医学才是最好的选择。

二军大后来改成了海军军医大学，杨榕一直在那里读到了博士。后来，作为交流学者数度游学欧美，偶尔的电话联系只能知她的概略行踪，没有再见过面。她在学术上攀登着一个个我无法想像的成功，生活上如何，我们无从知晓，只知道她如今已是海军专业技术4级（正军级待遇），教授级的专家学者。而我则从未踏实的在小城某事业单位当着我的工人，从未走远。

每到春节，彼此会收到对方的祝福短信，我很为她高兴，也为杨叔杨婶感到欣慰。

作者：王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