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价值统一体现在稳定性与开放性相结合。其中稳定性是指制度发展与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则保持一脉相承，包括解放发展生产力、集体主义、公平原则和独立自主；开放性是指与时俱进的制度创新，包括注重改善人民生活、以人为本、注重效率和借鉴发达国家先进经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彰显了这一系列基本价值的有机统一。

【关键词】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价值；辩证统一

胡锦涛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90周年大会上的讲话中首次提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概念，标志着中国共产党在长期奋斗、探索、创造和积累的过程中所致力于构建起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已基本成型，表明党对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规律的认识逐步加深，也反映出党对坚持和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理论自信和行动自觉。因此分析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价值对广泛并深入开展这一重大命题研究具有重大理论和现实意义。

一、解放发展生产力与改善人民生活相统一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本质上要求解放发展社会生产力，同时注重提高人民生活水平，在实践中坚持“三个有利于”的判断标准。“文革”结束后，中国经济社会亟待走出困境，回到正常发展的轨道，邓小平曾多次指出，“社会主义的优越性总要通过生产的发展和人民生活的提高来体现，这是最起码的标准，空头政治不行。”[1]这不仅体现出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也是当代中国社会发展的必然要求。中国走社会主义道路是历史和人民的选择，因此“讲社会主义，首先就要使生产力发展，这是主要的。只有这样，才能表明社会主义的优越性。社会主义经济政策对不对，归根到底要看生产力是否发展，人民收入是否增加。这是压倒一切的标准。空讲社会主义不行，人民不相信”，[2]“不坚持社会主义，不改革开放，不发展经济，不改善人民生活，只能是死路一条。”[3]

“解放发展生产力、改善人民生活”的社会主义制度判断标准深刻体现出马克思主义的基本立场、观点和方法。首先，它遵循科学社会主义基本原则，一方面必须坚持社会主义制度不动摇，另一方面必须在此基础上大力解放发展生产力，“按照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来讲，正确的政治领导的成果，归根到底要表现在社会生产力的发展上，人民物质文化生活的改善上。”[4]贫穷绝不能成为社会主义的价值追求，这也从来不是马克思主义的应有之义。其次，这一判断标准体现出实事求是的思想基础。与马克思恩格斯的设想不同，中国是从半封建半殖民地社会经过新民主主义革命，建立起社会主义制度，生产力发展水平十分低下，因此必须把解放发展生产力摆在首位，坚持实事求是原则，从自身国情出发建设和发展社会主义，这实际上是十分“朴实的道理”。曾有国外学者指出，邓小平“强调要坚持马克思主义，但也反复强调马克思主义的本质是实事求是，也就是要视中国的具体国情而不是用19世纪的政治理论来研究并解决问题。他赋予社会主义概念以新的实质，并深信这对中国的未来有利。”[5]还有学者认为中国共产党“号召解放思想以及‘实事求是’，不仅对中国人民来说是一个新纪元的开始，对中国领导人来说也是一个巨大的挑战。相信民众和摈弃教条主义的禁锢必然会使社会释放出巨大的能量。”[6]再次，这一标准关系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能否赢得广大人民的支持和认同，“在社会主义国家，一个真正的马克思主义政党在执政以后，一定要致力于发展生产力，并在这个基础上逐步提高人民的生活水平。”[7]只有这样，才能使人民深切感受到社会主义制度的优势，从而真正认同并接受党和这一制度。因此中国共产党不仅纠正了大跃进时期和“文革”十年的错误思想，而且在坚持科学社会主义基本原理与当代中国发展实际相统一的前提下，大力发展生产力，提高人民生活水平，把作为“本本”的马克思主义提升到新高度，充分彰显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巨大吸引力和优越性，科学回答了在经济文化比较落后的中国“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这一基本问题。

生产力是人类社会发展的根本动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创造性地把社会主义和市场经济有机结合起来，建立了充满生机和活力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极大地解放和发展了社会生产力。与经济体制改革相适应，我们党不断推进政治体制、文化体制、社会体制等方面的改革，使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更加充满生机、更加具有吸引力和凝聚力，推动了经济社会持续快速发展。”[8]改革开放30多年来，中国国内生产总值平均增速是同期世界经济的3倍以上，经济总量已超过日本位居世界第二，综合国力大幅提升，人民生活水平持续普遍提高，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制度优势日益凸显。

二、集体主义与以人为本相统一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坚持马克思主义基本立场，结合中国传统文化和实际国情，不仅坚持了集体主义这一科学社会主义基本原则和价值取向，而且与以人为本的理念有机结合，使社会主义在当代中国焕发了新的生机活力。在制度哲学语境中，“制度是非中性的，不同的制度有其不同的优势群体，不同的制度对社会群体利益的关注是很不相同的”。[9]对于中国社会这样一个幅员辽阔、人口众多、问题复杂的发展中大国而言，制度设计既要有助于团结人民、凝聚智慧和力量，又要代表最广大人民根本利益，因此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既倡导集体主义价值观，又坚持发展为了人民、发展依靠人民、发展成果由人民共享的原则，这一制度逻辑在本质上有利于推动国家发展、制度完善，保证和实现人民群众根本利益。

首先，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坚持集体主义价值取向。实行集体主义价值原则是由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根本经济制度所决定。以公有制为主体的经济制度，决定了以集体主义价值观念为基础，这一经济基础在意识形态上的反映，则要求价值观念上的集体主义与之相适应，中国在公有制为主的经济基础上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最终目的是为了解放发展社会生产力，消除两极分化，实现共同富裕，这就要求在发展过程中把集体主义价值观作为正确处理国家、集体和个人之间利益关系的核心。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存在多种利益主体和利益诉求，必然存在价值观的多元化，一些合法与合理的价值观应该予以承认，“但作为社会主义的核心价值体系应该代表大多数人的价值观，代表时代前进的方向，应该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主流意识形态相吻合，能增强而不是削弱其凝聚力和吸引力，无论从实践要求还是逻辑要求，只能是社会主义集体主义，而不是什么别的‘主义’”。[10]集体主义既是道德标准，也是价值准则，是否坚持这一原则，是区分资本主义与社会主义的根本标志之一。

其次，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把以人为本作为价值实现的基本原则。党的十七大明确提出以人为本的理念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也随之上升到新的境界。比照世界社会主义发展史中的经验教训，不难发现，很多国家片面追求发展重工业、忽视人民群众的基本需求，在实际建设中往往适得其反。资本主义制度从文艺复兴开始则更关注人的解放和需求的满足，因而为推动经济社会发展提供了巨大动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深刻认识到人民群众是创造历史的主体，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本质属性反映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人民群众是坚持和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强大动力，人民群众拥护和满意是坚持和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最高标准。”[11]改革开放后出现的腐败、环境污染、贫富差距拉大问题等与人民群众利益切身相关的种种问题，主要是因为这一制度还不完善，决不能因此否定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最根本的是必须始终在坚持和完善社会主义基本制度的前提下，着眼以人为本，把发展作为第一要务，为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创造雄厚的物质基础；必须在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实践中，着眼以人为本，重视人民群众的切身利益，并把眼前利益与长远利益有机、有效地统一起来，正确处理公平与效率的关系，以不断满足人民群众的物质文化需求。”[12]中国共产党将以人为本作为的科学发展观的核心和开展具体工作的指导思想，正是出于对全体人民幸福生活的高度关注，也反映了马克思主义所倡导的“人的自由全面发展”的价值观，代表了人类社会历史的发展趋势和方向。

三、公平与效率相统一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把公平优先、兼顾效率作为重要的价值体现。一方面，公平的价值准则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最重要体现是共同富裕，另一方面，效率原则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中体现为集中力量办大事。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价值的公平原则体现为共同富裕的最终目标。邓小平在南方谈话中明确概括了社会主义的本质，而共同富裕是社会主义本质的根本原则，也是体现社会主义优势的一个重要因素。社会主义就是实现发展成果由人民分享，因此“共同富裕是社会主义制度不能动摇的原则”。[13]这一原则蕴含着全面而深刻的辩证思维。首先，避免两个极端即平均主义和两极分化。一方面，中国共产党人以粉碎“四人帮”和拨乱反正为契机，从理论和实践上否定了“以极左面目出现的主张普遍贫穷的假社会主义”，从根本上纠正了“不患寡而患不均”的错误思想观念。另一方面，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有能力规避资本主义的“两极分化”。改革开放以来全国人民的生活水平都有了巨大进步，并非呈现出近代资本主义社会中富人愈富，穷人愈穷的状况，因此收入差距拉大并不等于两极分化。其次，坚持先富带动后富、最终实现共富。邓小平指出，“共同致富，我们从改革一开始就讲，将来总有一天要成为中心课题。”[14]因此他提出“两个大局”的重要构想，即“沿海地区要加快对外开放，使这个拥有两亿人口的广大地带较快地先发展起来，从而带动内地更好地发展，这是一个事关大局的问题。内地要顾全这个大局。反过来，发展到一定的时候，又要求沿海拿出更多力量来帮助内地发展，这也是个大局。那时沿海也要服从这个大局”，[15]这就把先富和后富有机统一起来，为总体实现共富提供了重要理论和实践基础。现今改革开放已进入攻坚阶段，城乡二元差距、东西部差距、行业差距等等都迫切需要高度重视并加以解决，以体现制度优势。实际上，共同富裕从来不是空洞的、理想化的口号，更不能当作共产主义实现以后再去实施的愿景，而应是中国共产党人一直通过不懈努力去实现的一个切实目标，在每个社会发展阶段都应体现出制度和政策的价值和效果，这样“人民利益至上”的宗旨才能贯穿于发展过程始终。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注重效率的外在表现形式是集中力量办大事。邓小平曾指出：“社会主义国家有个最大的优越性，就是干一件事情，一下决心，一做出决议，就立即执行，不受牵扯”，[16]“我们可以集中力量办几件事。”[17]相比于资本主义制度，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优势主要体现在团结高效，可以举全国之力办大事，避免出现资本主义社会中决策周期长、繁冗拖沓、涣散低效的情况。1976年唐山大地震发生后，在全国人民的大力支援下，只经过短短几年时间一座崭新的城市就从震后废墟中重获新生，各项生产工作也如期展开，堪称近代人类发展史上的奇迹。1998年抗洪抢险也体现出“‘一方有难、八方支援’和‘全国一盘棋’的大团结、大协作精神”和“局部利益服从整体利益、眼前利益服从长远利益”的精神，江泽民指出：“这次抗洪胜利再一次说明，我国的社会主义制度具有巨大的优越性，能够集中力量办大事，动员和组织全国人民不断创造伟大的业绩。在我国的社会主义制度下，人民是国家的主人，具有强烈的主人翁责任感和奉献精神，他们之间没有根本的利害冲突。凡是符合国家和人民根本利益的事业，都必然会得到他们的衷心拥护和自觉支持。这是我国社会主义制度的显著政治优势。”[18]2008年抗击汶川特大地震和灾后重建同样彰显出这种独特的优势。美国《时代》周刊撰文认为，汶川地震很大程度上改变了世界对中国的认识，让其他国家的人们对中国政府有了新的认识和了解。此次抗震救灾行动中得到最广泛赞誉的是政府迅速的反应和动用的救援力量。即使是那些“反华”的媒体和人士也对中国在抗击地震时采取的反应表达了由衷钦佩。[19]胡锦涛对此曾指出：“抗震救灾斗争再一次说明，社会主义中国具有强大发展活力。这场抗震救灾斗争充分显示了我国社会主义制度能够集中力量办大事的政治优势”。[20]无论是全国性的大规模基础设施建设，还是在抗击各种重特大自然灾害中发挥出令世人惊叹的能量，都体现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巨大力量。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以共同富裕为宗旨，把实现社会公平正义放到更加突出的位置，综合运用多种手段，妥善协调社会各方面的利益关系，既允许一些地区、一些人先富起来，又把消灭剥削、消除两极分化并达到共同富裕作为落脚点，彰显了社会主义的本质与属性，让人民群众对党和国家的未来更有信心，也更加期待。同时，集中力量办大事作为社会主义的一大特点，也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实践取得成功的基本经验之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内在机理与运行模式决定了它可以形成强大的统一意志和组织力量，让全国成为一盘棋，把一切经济政治社会资源都组织调动起来，同心同德、同舟共济，上下贯通，统一行动，重点攻关解决难题，快速高效应对各种突发事件，完成各种任务”。[21]因此，公平与效率的有机统一成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重要价值取向。

四、独立自主与积极借鉴先进成果相统一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本身并非僵化、孤立，相反在制度演进中还在积极借鉴人类发展的成果基础上，以独立自主为基本原则，不断实现内生性制度创新。

首先，独立自主的创新模式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基本价值。在独立自主、自力更生的基础上实行对外开放，是邓小平理论的主要内容之一，也是指导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正确处理国内和国际关系的根本性方针。它是对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的继承与发展，具有“鲜明的理论个性和时代特征”。[22]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也是在这一价值原则的前提下不断创新，因此这更多地表现为“内生性创新”。从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乡镇企业，到社会主义与市场经济相结合、“一国两制”等等，这些成就在制度变迁的视阈下反映出中国开创了一条中国式的制度创新道路，源于在改革开放进程中逐渐形成的制度内生性，即中国转型的“内生性制度安排”，即在向市场经济过渡过程中，市场经济制度主要不是依靠从外部（西方）“引进的”政策和规则，而是根据自己国家的国情和改革进程中形成的政策、规则、路径和方式，逐步实现国家的新制度安排。“对于中国这样一个发展中的大国，市场经济制度安排的路径和特点，很难与任何西方发达国家市场经济的制度类同，这就使得中国市场经济制度的形成、发展和制度特征，具有更多的‘内生性’特点”。[23]而实现这种独立自主的内生创新的原动力便是良好的制度创新环境，因此中国发展的经验表明“制度创新并不是外生的，而是出现于国家制度框架内部。如果中国发展经验中有任何东西可以为其他发展中国家学习和效仿的话，一般而言，那就是为制度创新创造一个积极的环境”。[24]

其次，积极借鉴先进成果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开放性所在。早在《共产党宣言》中，马克思恩格斯就高度评价了资本主义发展的贡献：“资产阶级在它的不到一百年的阶级统治中所创造的生产力，比过去一切世代创造的全部生产力还要多，还要大。”[25]因此社会主义超越资本主义，首先就要借鉴资本主义发展的成果和经验，社会主义的发展应该也必须建立在资本主义高度发展的文明基础上。资本主义在数百年的发展中形成的经济、政治、文化和社会制度，已经形成了许多科学合理的成分，应当在承认文明多样性的前提下予以大胆地吸收，在这方面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也形成了“选择性输入”的模式，即有选择地引入西方治理经验，同时坚守儒家价值和共产主义等基本要素，将其整合进现代国家制度，引发旧政治秩序的新变革，并在“内部创造一些张力，最终为新国家提供制度空间的一种手段”。[26]邓小平坚决主张摆脱“姓资姓社”错误思想的束缚，大胆吸收借鉴资本主义的文明成果，他指出：“社会主义要赢得与资本主义相比较的优势，就必须大胆吸收和借鉴人类社会创造的一切文明成果，吸收和借鉴当今世界各国包括资本主义发达国家的一切反映现代社会化生产规律的先进经营方式、管理方法。”[27]事实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恰恰是借鉴现当代世界各国制度中进步性因素的结果，包括“经济上的混合所有制与市场发展的运行机制，政治上的民主法制与制约有效的权力运行机制，等等”。[28]

然而，外国经验可以借鉴，但绝不能照搬，否则就会重蹈历史覆辙，必须有选择地引进先进技术和对中国发展有益的东西，“决不学习和引进资本主义制度，决不学习和引进各种丑恶颓废的东西”。[29]这充分表明中国共产党能够代表先进生产力的发展要求，同时积极吸收人类社会发展的先进成果，更好地建设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

The Valuable Dialectical Unity of the Institution of Socialism with Chinese Characteristics

Abstract: The dialectical unity of the institution of socialism with Chinese characteristics means the combination of stability and openness. The stability means the institutional development must accord with the principles of Marxism, including liberating and developing productive forces, collectivism, fair and just, independence. The openness means the timely institutional innovation, including caring for improving people’s well-being, people oriented value, efficiency and learning from developed countries.

Key words: The institution of socialism with Chinese characteristics; value; dialectical unity

Author: Wang Tao, associate professor, Tongling Party Institute of CPC; Zheng Yuntian, PhD candidate,TsinghuaUniversity; Shi Hui, Tongling Party Institute of CPC.

注：此文系安徽省党校系统2012年度重点课题《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特点研究》部分研究成果，课题立项编号：AHDXKT2012049

（作者：汪涛 郑云天 施惠 铜陵市第六届社科成果一等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