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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源、张蕴岭谈国际形势
发布日期:2014-9-16 16:07:18 点击数:2113

全国人大代表、解放军总后勤部政委刘源上将和全国政协委员、中国社会科学院学部委员、国际研究学部主任张蕴岭近日分别接受媒体采访,针对中国国内持续炒作的国际争端直言不讳发表了个人见解,以他们的身份和地位,完全可以扛着民族主义的爱国大旗,发表一些主战言论,博取一阵欢呼和掌声。但他们冒着被谩骂被攻击的风险,淡定理性的谈论国际争端和外交纠纷,更需要勇气和智慧。事实将证明,他们的判断他们的观点有利于中国的发展和稳定,崛起的中国并非只能走向对抗和威慑之路。

刘源上将对中国网记者谈到中日关系时说:我认为,可能现在说的不一定很恰当的,现在双方多在气头上,较这个劲,很大程度是因为这个面子。按邓小平同志说的,我们是他的后世之人,我们应该有这个智慧,什么是大局,什么是对中国和日本老百姓最大的利益,应该搞清楚。我们军人一个职责是保护国家的最大利益,保护老百姓的最大利益,让人民能够和平,安居乐业,这是战争,也是军人存在的最大意义。

实际前一段说的雷达照射,是无稽之谈。在公海上雷达是在转的,我照你一下,你照我一下,这是很正常的事情,这离擦枪走火还远了去了。有的人就专门拿这个东西来炒作,故意来“加温”。

作为军队来说,作为军人肯定是为打仗而生的,你叫他说我们不打仗,这恐怕不太合适,所以军人就有两难。我们必须要说,让我上,一声令下,我一定要打,而且我一定要想办法打赢,这是我军队军人的天职。但作为军人我又特别需要和方方面面的人士特别是和老百姓说清楚,战争是什么,因为和平时间很长了,这么小的小孩不知道打仗是什么样,其实是很残酷的,代价很大的。可以用别的方式解决的情况下,没有必要用极端的暴力手段来解决。

关于钓鱼岛和南海的领土主权能不能拿回来?为什么中国面临的国际纷争越来越多?中国周边的安全形势真的非常严峻吗?中国在复兴的关键阶段最大的风险是什么?在涉及外交纷争议题时,目前的舆论导向存在什么问题?处理外交纷争,秉持怎样的原则才是真正于国有利的?

针对上述问题,国际问题专家张蕴岭一一解答了国际在线记者的采访。

近年来,中国与周边一些国家间出现了领土领海的争端。为什么原来可以搁置的问题现在冒出来了呢?“就是有些国家要防备一个综合实力上升的中国会用强制力来夺回它认为应该得到的东西,或者过去失去的东西。”张蕴岭说。

另一方面,中国也想要。“老百姓会认为,你原来没有能力,该拿到的没有拿到,让别人占着。现在你有能力,为什么不夺回来呢?”张蕴岭说,国内民族主义的诉求在增加,别国在防备过程中也会激起民族主义。这样,问题就从冷冻状态变热和发酵,原来不成问题的现在就成问题了。

关于中国周边的安全形势,近年来不断有人作出非常负面的判断,说形势全面恶化,中国面临着前所未有的严峻局势,甚至有人说“中华民族到了最危险的时候”。张蕴岭称,“实际上,形势并没有严峻得不得了,周边那些国家要考虑的是,与中国为敌要付出巨大的代价。”
张蕴岭说,看看中国的周边,“不就是跟日本有钓鱼岛、在南海跟越南和菲律宾有争端吗?”其他大部分都稳定。而且,中国和日本、越南和菲律宾并没发生全面的对抗,也只是在部分领域里争端凸显。

“我们周边真正跟着美国来遏制中国的国家,很少,多数是半心半意,也主要是出于自己的利益,如越南和菲律宾,拉大旗作虎皮,希望美国来帮助他们减轻来自中国的压力。而死心塌地跟着美国的,日本暂时算是一个,澳大利亚和韩国都是半心半意,印度连半心半意都达不到。这些国家也要和中国发展关系,是脚踩多只船。”

张蕴岭指出,美国的铁哥们没有那么多,而真心和中国发展关系的倒不少,包括俄罗斯、中亚国家、印度以外的南亚国家,韩国等。“朝鲜对抗美国对我们有有利的一面,当然他动作过大对中国也不利。至少他没有站在中国的对立面。”

张蕴岭认为,崛起的大国有两个最大的风险,一是高估自己的实力,导致盲动;二是国家政策被极端势力和舆论绑架。张蕴岭强调,能不能最终成为一个崛起的大国,“就看你能不能把握住,也就是,不使局部的问题变成全局的问题、不使局部的争端变成全面的对抗,就看你有没有这样的能力。”

张蕴岭对媒体在涉及外交纷争时作所的报道和评论提出批评:“我们的媒体几乎都是说对自己有利的理由。单向舆论引导,使大家走向单向方向,容易产生误导。应该让网民有综合的评价能力。”

他说,现在的舆论导向让人感觉就只剩下“打”这一个办法了,那么,到最后,民众可能会更失望。“如果你不打,说明你更软。而简单地去打,去夺岛,可能也会达不到你想要达到的目标。这个目标就是尽可能维护我们的战略机遇期和和平发展环境,尽可能避免发生任何干扰这个进程的事情。”

“我觉得中国要冷静、淡定和谨慎。”如果不谨慎处理引起了战争,就无法预料结果。可能会暂时取得领土上的胜利,但是会花费巨大的精力,投入巨大的资源,需要更长的时间去重新塑造一个有利于中国继续发展的环境。

“中国外交基本上是好的,不能用软硬来判断。”张蕴岭说,评价外交的好坏,第一要看能不能保卫国家的利益,第二看能否把短期、中期和长期的利益结合起来,第三,看能不能建立起有利于促进自己和外部综合关系发展的架构。“硬不一定带来好的结果,也可能丧失国家利益。”张蕴岭特别强调。

钓鱼岛和南海的领土主权到底能不能拿回来?对这个最容易触动国人神经的超级敏感问题,张蕴岭的回答可能会让很多人感到气馁甚至愤怒。他的回答是:“有些可以,有些不可以,有些还必须做些妥协”。张蕴岭举例,越南有个副外长最近做了东盟的新任秘书长,“他就说 南中国海问题只能相互妥协”,他原来在越南当副外长时就不敢这么说。

张蕴岭表示,现在发生的一些争端和问题,总的背景是中国综合实力迅速提升下出现的各种新变化的反映。“中国越来越成为一个对世界发展有重大影响的国家。这种影响对他国有有利的因素,也有挑战。”张蕴岭说,有利的方面是中国成为拉动世界经济增长的主导性因素,贡献率是最大的。没有中国这一块,世界经济的增长就更慢。中国成为世界大多数国家最大的贸易市场,而且来自中国的投资也在增加。

同时也给他们带了新的挑战,因为中国巨大的需求、迅速的扩张,这种竞争力也对别国造成了很大的压力。“这也就是现在为什么我们遭到的反倾销更多来自发展中国家(如巴西、印度、墨西哥等)而非发达国家的原因。”此外,中国还已经成为全球最大的温室气体排放国。
张蕴岭说,这些情况和变化在很短的时间内突然一起冒了出来。过去,世界没有经历过一个大国取得这么快的发展、形成这么大的影响的情况。各国都在观察、思考和应对着中国。“应对的方法各种各样,包括敌对性的、限制性的、遏制性的、防备性的、竞争性的。所以说中国面临的形势变复杂了。”

中日钓鱼岛之争会否触发一场战争,也完全取决于政治家的智慧和谋略,如果一昧听信什么“30分钟解决日本”的狂热言论,对中国未必是一件幸事。实际上,战争的残酷性和后遗症是一些主战派都无法回避的问题,新中国成立后的朝鲜战争和越南战争,成千上万的热血男儿战死疆场,在英雄被歌颂的同时,谁能体会到那些失去孩子的父母一生的痛苦。
特别是现在一般中国家庭都是独生子女,一旦在战争中丧生,这些家庭这些父母靠什么力量度过余生?通过协商谈判能够解决的争端非得要诉诸于武力才是正确的选择吗?在近代史上,中日两次交战也有过深刻的历史教训。

第一次是甲午战争(1894年),中日为争夺朝鲜半岛的控制权而开战。当时日本通过明治维新改革,从农业社会走向工业强国。而中国大清王朝经济落后,政治腐败、军力陈旧,头脑比较清醒一点的李鸿章、丁汝昌等务实派大臣,力陈对日关系要谨慎,甚至认为“战无胜算”,要避免对日全面开战。

在李鸿章斡旋下,日本外相同意拿到一百万白银就从朝鲜撤军,但大清王朝的爱国者却坚持要跟日本开战,于是慈禧和光绪皇帝下令与日本决战。在双方国力、战力的悬殊下,清朝海军、陆军大败。

甲午海战惨败后,李鸿章出面跟日本谈和,最后赔偿日本二亿两白银(是当初百万两的200倍),并签署《马关条约》(割让辽东和台湾,后辽东用3000万银两赎回)。中日甲午海战也成为清王朝垮台的催化剂。

甲午海战之后,日本加快改革,国力倍增。中国虽然清王朝崩溃,但军阀割据,内乱不断,日本关东军突袭中国,占领了东北三省。面对九一八事变,当时国内也是有抗战、求和两种声音。

蒋介石更力主跟日本周旋,以争取时间建构对日作战国力。蒋介石对内加紧建造兵工企业,组建更多师团;设立“资源委员会”在湖南、四川、湖北等大后方创建军工厂和重工业。对外争取国际支持,跟日本谈判斡旋。九一八后,日本内部对是否攻占整个中国也有分歧,蒋利用这一点跟日本周旋,拖延日本全面入侵中国的时间。

知识分子和青年学生走上街头,慷慨激昂高喊抗日。知识界只有胡适、傅斯年等,认知到中日国力军力的差距,不能轻易言战。

胡适无疑成为“汉奸”“卖国贼”的代名词,以至于胡适感慨:中国有古训“威武不能屈,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应该再加一条“时髦不能跟”。在那个关键时刻,少帅张学良发动了“兵谏”蒋介石的“西安事变”,迫使蒋介石提前全面抗日。

第二次中日战争于1937年全面爆发,中国损失惨重。历史学者黄仁宇曾描述说:“淞沪战役历时十周,中国损耗了85个师的兵力(50万人!),整个防线暴露在日本海军大炮射程之内……徐州战役之后,中国只能以黄河决堤长沙大火等方法迟滞日军……”黄仁宇感叹:“世界上没有一个以农村社会作基干,不具实质上的统一,衣食未果的国家,打败一个工商先进国家的先例。”整个抗战,中国两千万军民丧生,经济损失无法估量。

如果不是美国参战改变二战格局,并投掷原子弹迫使日本投降,中国的抗日战争不知还要持续多久。日本人一直认为,日军是被美国打败的,不是被国民党军队,更不是被游击队打败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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