比一名政府官员辞职下海更震惊的消息是什么？

答案是：一群政府官员辞职下海。

虽有人认为，弃政从商是个人志向，无需争议；但也有一种担忧的声音，官员下海者，凭着为官时形成的特殊无形资产——“公共权力”，以及行政关系网和官场人情链——即可获得社会资源配置的优先权，将公众资源私有化。

新一波官员下海潮来临？

今日，安徽媒体的一则消息引发舆论关注。报道称，近日，原芜湖市副市长刘振华辞职，前往南京一家企业担任副总裁。

查阅刘振华简历发现，他曾先后在山东省委党校、中共中央金融工委、中国银监会等单位工作。2004年10月至2009年1月，担任中国银监会政策法规部综合处处长后，被派往芜湖市挂职副市长。此前，刘振华辞职前往南京三胞集团担任副总裁的消息一直被低调处理。公开资料显示，三胞集团是江苏省最大的多元化民营企业之一，是一家上市企业。

此前，随着证监会陆续公布IPO企业招股书，隐身在安徽省一些拟上市企业中的十多名前政府官员，也相继被媒体集体“晒出”。

华安证券招股书显示，该公司董事长、党委书记李工，历任合肥市财政局副局长、合肥市政府副秘书长、肥西县委书记等职务。公司董事周农杰历任天长市副市长、董事邱先浩历任巢湖市副市长。

三联交通独董黄攸立曾任黄山市副市长；黄山胶囊独董方新军曾任苏州市沧浪区检察院副检察长；东方节能独董潘平曾任安徽省人民检察院书记员；山河药用独董宋民宪曾在四川省药品监督管理局担任处长。

不仅仅安徽，这段时间多地官员开始嫁入企业。如杭州市金融办原党组书记、副主任俞胜法加盟阿里巴巴集团，出任阿里网络银行行长。全国人大常委会办公厅信访局副局长黄力群加盟北京一家律师事务所。

当诸多的案例接连出现时，人们不免会猜测：中国是否又迎来新一波官员下海潮？

（人民网安徽频道舆情监测研究中心整理数据）

如果把“官员下海”放在历史长河中看，这种现象无疑是一个时代的拐点——上世纪八十年代以前，辞官下海在中国是很难想象的事情。但经过20多年的社会变迁，从计划经济体制转轨为市场经济体制后，原来计划体制内的官员下海经商已经变得越来越平常。我国此前已有过多波官员下海的热潮。分别是1980年代中期、1990年代初、2000年以后。

“下海潮”面临道德隐忧

面对官员下海潮，不少人士担忧，权力会不会带入市场，从而影响经济领域的公平竞争？

纵观前期公众对“官员下海”现象的讨论，主要聚焦于一个核心议题：是否，以及如何对“下海官员”（“官员下海”）予以约束？

因为，在人们看来，含混暧昧的政商关系使得下海后的官员仍握有不可小觑的“剩余权力”。他们依靠此前在官场中积累下的关系网和人脉资源等，一旦驰骋于商界后，仍可借助其剩余影响力在竞争中获取不正当利益，甚至沦为洗白贪腐所得的暗道。

中国人民大学毛寿龙教授指出，中国是一个“泛人情化”社会，原先的干部们大可利用“余威”为所在企业谋好处，这对于同行业其他企业来说是不公平的，不在同一平台上竞争，不利于市场经济的健康发展。

北京大学谢庆奎教授指出，一些官员在职时好像很廉洁，但其实在下海之前已经为私营企业谋足了好处，慑于反腐压力，没敢实现权钱交易。下海后，官员与私营企业之间就可以实现权钱兑付。

深层变革发出的前兆信号

对于“官员下海”现象，不仅仅将眼光盯在如何约束其“剩余权力”的惯性思维中，而更应考察这种特殊现象之所以产生的社会背景和原因。实际上，梳理前几波官员下海潮的变迁史就能发现，每次“潮”涌的背后，都是市场的力量得以强化的结果，也是在回应并传达中国社会深层变革发出的前兆信号。

1980年代中期，官员下海还处于半遮半掩状态，他们“下海”的方式也多是平级调到国有企业任职。1990年代，邓小平南巡之后，改革开放的步伐加快，整个中国社会进入了价值标准多元化的时代，随着民营企业政治地位的提高，官员下海潮再次掀起。

这次公务员下海又具有新的社会背景：新一届中央领导集体提出“八项规定”等严管官员的若干新规后，公务员及干部群体的各种收入以及出国（境）、用车、招待等隐形福利也受到了进一步的严控和削减。而近年来渐进推行的养老、医疗改革等社会保险类改革，也不断“蚕食”或拉平了公务员群体的优渥的“特权”和福利。特别是刘振华辞职时，媒体就分析，反“四风”以来的反腐行动降低了过去一直被视为“金饭碗”公务员的吸引力。

抛开“下海”现象中的权力寻租等种种丑恶现象不谈，“下海”对于中国的整体进步意义是无可辩驳的。许多中国人从下海当中，第一次看到了按照自我意志实现生活理想的可能性。同时，从一波波的“下海潮”中，我们也可以清晰地辨别出时代脉搏伴随着商业发展的强劲律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