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凤丹牡丹有1600年的历史
发布日期:2015-11-9 10:10:51 点击数:2278

  

    凤丹牡丹是铜陵的特色农产品,有1600多年的种植历史,相传葛稚川在铜陵开始种植。《铜陵县志·乾隆》334页:“仙牡丹长山石窦中,有白牡丹一株,高尺许,花开二三枝,素艳绝尘”,相传为葛稚川所植。

  这个相传,可信吗?我觉得大家可能有这么几个疑问:一是葛稚川何许人也?他到没到过铜陵?二是他到铜陵为什么要种牡丹?三是他所种的牡丹从何而来?下面我们就来一一探讨这些问题。

    首先,来谈谈稚川是谁?稚川是著名的东晋道教学者、炼丹家、医药学家葛洪的“字”。葛洪,自号抱朴子,晋丹阳郡(今江苏句容县)人。2013116日上海《新民晚报》有篇文章叫“葛洪之度”介绍:他生于江南望族,先祖葛浦庐是东汉的骠骑大将军,祖父葛系出任吴国吏部尚书,父亲葛悌当过中书郎,但葛悌一死,13岁的葛洪便从士族子弟跌入平民百姓之列。他家原是书香门第,但葛洪要读书时家中却无书可读。他只得走很远的路去向人家借。他把借来的书伏案抄写,由于穷,纸张买不起,正反两面都抄得密密麻麻。尽管如此,葛洪还是十分努力,他读《论语》《诗经》《易经》,从正史到诸子百家之说,成为一个博学多才的青年。葛洪生活在西晋,当时正好是“八王之乱”争权夺利的年代。什么是八王之乱?西晋年间司马氏同姓王之间为争夺中央政权而爆发的混战,前后历时16年,是导致西晋灭亡的主要原因。参与这场动乱的王不止八个,但八王是主要参与者,后《晋书》将八王汇为一列传,古史称‘八王之乱’。在这种同室操戈,军阀混战,生活动荡的情况下,葛洪觉得报国无门,便远离政治,精研学术,开始涉猎医学典籍。他四处搜集古方,先后拜郑隐、鲍玄为师,鲍玄见葛洪相貌清奇而好学不倦,便把鲍姑许配给他。由于葛洪名声在外,朝廷封他为都尉,让他去平叛。葛洪少年时练过骑射之功,又好谋略,很快率军平定叛乱,被朝廷封为伏波将军。由于时代动乱,葛洪不久就辞官回乡。《晋书》载:葛洪“儒学知名”、“究览典籍,尤好神仙导养之法”。他回到乡下后,依旧迷恋读书、研究医学、探讨道学。著有《神仙传》、《抱朴子》、《肘后备急方》、《西京杂记》等。

  现在,我们回过头来看《铜陵县志·乾隆》“古迹”篇记载:“仙牡丹,长山石窦中有白牡丹一株,高尺余,花开二三枝,素艳绝尘”。长山石窦,窦,洞也;石窦,石洞也。石洞里能长牡丹?开始我也不信,后见铜陵县叶山林场的山上石头上长着一棵白牡丹,我不得不信了。

  长山位于何处?有人讲就是位于铜陵县顺安镇陶山村有“葛仙洞”的那座山。我认为这个讲法值得商榷。因为同一本《铜陵县志·乾隆》“山川”篇对长山有个清清楚楚的解释:“长山在北关外,沿江冈阜联络,自铜鼓至鹊头,统谓之十里长山。”实际上,就是我们当今的笠帽山到工业经济循环园区一带的丘陵。这一记载《南陵县志》也有。我以为与我市史料是可以相互印证的。因为铜陵、南陵在唐末之前均为一家,唐末后“分南陵县工山、安定、凤台、丰姿、归化五乡置义安县在顺安镇”,“南唐保太平九年改义安县为铜陵县移于今之江浒即古之铜官镇也。”

  有“葛仙洞”的那座山,这本乾隆版《铜陵县志》书中也有介绍:“杏山在县东二十五里。《广舆记》:昔传葛仙翁留此种杏,下有溪,落英飞堰,昔花堰者以此得名。山产上硃,其穴土人以为丹圹也。宋郭祥正诗云:传闻花落流堰水,每到三月溪泉香。”《铜陵县·志乾隆》“艺文上”篇《杏山碑记》:“铜之杏山,先此未有是名,自稚川葛仙翁结庵修炼,名始炳琅”。很显然,杏山是因葛洪种杏炼丹而得名、扬名的。《铜陵县志·乾隆》书里讲的《广舆记》是24卷的地理书,清朝蔡方炳编,康熙二十五(1686)年成书。全书地图皆列于卷首第一册,共18幅,称之为“广舆图”。第一幅乃广舆总图,其后清初15省分图。图后各卷是各省图记,内容大略分建制、沿革、形胜、山川、土产、祠庙、名宦、人物、列女、仙释等15项。从以上这些史料分析,葛洪到过铜陵是可能的,而且可能住过很长时间,走过或者说到过铜陵许多地方,最起码到过长山、杏山。理由有以下几点:

  其一,葛洪当时炼丹的原料主要以丹砂、雄黄、雌黄、矾石、磁石、曾青、戎盐等,这些原料我不敢说铜陵都有但可以肯定大多都有。试举两例:前面我们在讲杏山时谈到杏山产“上硃,其穴土人以为丹圹也”。“上硃”,什么是“硃”?就是朱砂又叫丹砂,“上硃”就是上等的朱砂。“圹”:“坑”或“穴”的意思。土人:“当地人”。这句话说:杏山生产上等朱砂,上面留下的矿坑,当地人认为就是开朱砂时留下的。葛洪在《抱朴子·内篇》中写道:“丹砂烧之成水银,积变又还成丹砂”。葛洪在《抱朴子·内篇》炼丹有五点体会,这是第一条。葛洪炼丹经验的第二点,仍是《抱朴子·内篇》中记载:“以曾青涂铁铁赤色如铜”“外变而内不变”。曾青是何物?曾青就是硫酸铜。现代科学揭秘:以曾青涂铁的原理就是铁和硫酸铜的溶液起作用,硫酸铜里的铜取代了铁板、铁柱等铁表面上的铁,故铁板、铁柱等铁表面附有一层红色的铜。为什么“外变而内不变”?因为道教采用的是表面的涂敷方法,所以硫酸铜只在铁的表面上发生作用。那时有硫酸铜?曾青是如何制作的?《抱朴子·内篇》介绍:氧化铜+醋,“埋之三尺,二十日即化为水也”。氧化铜就是裸露地表的铜矿石,而铜陵是个产铜之地,地表的氧化铜是随处可见的。可见,葛洪炼丹主要原料朱砂、氧化铜是有的,其他如雄黄、矾石、磁石等在铜陵也是可以找到的。

  其二,葛洪成长于西晋与东晋交替之际,东晋初期在朝当官,后因“志在炼丹耳”辞官远走他乡。东晋建都南京,同时葛洪又是晋丹阳郡人,就是今天江苏句容人。汉时铜陵与句容均属于丹阳郡。句容位于南京附近与铜陵近在咫尺,铜陵有氧化铜、朱砂、磁铁、雄黄等丰富的炼丹原料,对于当时的炼丹的专家葛洪来讲,他不可能是不知道的。因此,他要炼丹传道不来铜陵是不可能的。

  其三,葛洪是道教学者,也是医学家。史书记载葛洪在炼丹的同时,搜集、研究各种药方为民治病。那么葛洪在铜炼丹传道,帮人治病也是可信的。大家可以想一想,解放前外国的神父在中国传教,不也时常帮人治病以取信于民吗。据有关记载,葛洪在铜陵修道炼丹期间为山民治愈天花、狂犬病患者达数百人,受到山民的敬重和爱戴,尊称他为“葛仙”。前面我们讲过,牡丹药用始于秦汉或更早,牡丹皮能清热解毒,是治疗寒热疾病不可缺少的一味中药。葛洪深谙药理医术,在为山民治疗天花、狂犬病时估计少不了牡丹皮这味中药。葛洪所处的时代,治病全靠“一把草、一根针”。中草药体积大、量多,不可能随身携带,一般就地取材。因此在自己住宅附近,收集、种植一些如牡丹等常用的草药以备患者之需不仅是很正常的,而且也是必需的。

  其四,史书上的反复记载。《广舆记》的记载,前面我们已经说过。《铜陵县志·乾隆》“艺文上”篇记载刘曰义的《杏山碑记》还透露一个信息:“溯杏山故实,《一统志》谓葛仙翁常留此种杏,春日落英飞堰上,遂名花堰,则杏山在昔,嵬然成一洞天矣。千余祀来,仅存古刹及丹井”。这篇文章写于何时?文章没有记载。我们来看刘曰义何许人也?从《铜陵县志》上查,此人是顺治年间的铜陵知县。刘曰义讲的《一统志》是什么书?网上百度一下:《一统志》是记载全国舆地的总志,元朝始有此名称。“每省皆先立统部、冠以图表,次述分野、建制沿革、形势、职官、户口、田赋、名宦。诸州府又各立一表,次述分野、建制沿革、形势、风俗、城池、学校、户口、田赋、山川、古迹等二十一门。”元有官修的《大元一统志》,明有官修的《大明一统志》,清有官修的《大清一统志》三本。这三本:一是康熙二十四年(1685年)敕修,历三朝六十八年,至乾隆八年(1743年)始成。二是乾隆二十九年(1764年)敕修,乾隆四十九年告竣。三是嘉庆十六年(1811年)敕修,道光十六年(1836年)又敕续撰,历三十一年道光二十二年成书。记载刘曰义《杏山碑记》的《铜陵县志·乾隆》版本成书于乾隆二十二年(1757年),这部志书“先后三修,历经十年,成书不易”。从时间的推敲上看,乾隆版《铜陵县志》记载的刘曰义的《杏山碑记》中提到的《一统志》肯定不是大清的《一统志》。为什么?顺治年前后一共18年(16441661),我们假定刘曰义是在顺治帝最后一年担任知县,且年轻有为40岁,而且就任当年就写了《杏山碑记》,那么康熙敕修的《一统志》成书时,离顺治最后一年1661年,已过82年了。很显然,刘曰义在这篇碑记中引用的是大明或大元的《一统志》。

  在这篇文章中我反复推敲葛洪来铜可能性,其主要目的就是证明铜陵牡丹1600多年的种植历史。因为,葛洪在铜陵炼丹传道,为山民看病的传说和故事是可信的。我们就能这样大胆设想:牡丹是一味常用的中草药材,葛洪不可能随身携带大量的牡丹皮。葛洪在铜陵山山水水奔波和炼丹传道的过程中,发现铜陵野外山坡上有牡丹,为了看病的方便把野外的牡丹移植到所住之地,后人逐渐效仿之,便演变成今天的凤丹种植基地。因此,从这个意义上说葛洪是铜陵人工种植牡丹第一人。铜陵不仅是凤丹牡丹的原产地。如果从葛洪在铜种植牡丹来计算,铜陵牡丹的种植历史已有1600多年了。这也是很多牡丹专著所承认的。(作者:李兆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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