凤丹牡丹是铜陵的特色农产品，有1600多年的种植历史，相传葛稚川在铜陵开始种植。《铜陵县志·乾隆》334页：“仙牡丹长山石窦中，有白牡丹一株，高尺许，花开二三枝，素艳绝尘”,相传为葛稚川所植。

　　这个相传，可信吗？我觉得大家可能有这么几个疑问：一是葛稚川何许人也？他到没到过铜陵？二是他到铜陵为什么要种牡丹？三是他所种的牡丹从何而来？下面我们就来一一探讨这些问题。

    首先，来谈谈稚川是谁？稚川是著名的东晋道教学者、炼丹家、医药学家葛洪的“字”。葛洪，自号抱朴子，晋丹阳郡（今江苏句容县）人。2013年1月16日上海《新民晚报》有篇文章叫“葛洪之度”介绍：他生于江南望族，先祖葛浦庐是东汉的骠骑大将军，祖父葛系出任吴国吏部尚书，父亲葛悌当过中书郎，但葛悌一死，13岁的葛洪便从士族子弟跌入平民百姓之列。他家原是书香门第，但葛洪要读书时家中却无书可读。他只得走很远的路去向人家借。他把借来的书伏案抄写，由于穷，纸张买不起，正反两面都抄得密密麻麻。尽管如此，葛洪还是十分努力，他读《论语》《诗经》《易经》，从正史到诸子百家之说，成为一个博学多才的青年。葛洪生活在西晋，当时正好是“八王之乱”争权夺利的年代。什么是八王之乱？西晋年间司马氏同姓王之间为争夺中央政权而爆发的混战，前后历时16年，是导致西晋灭亡的主要原因。参与这场动乱的王不止八个，但八王是主要参与者，后《晋书》将八王汇为一列传，古史称‘八王之乱’。在这种同室操戈，军阀混战，生活动荡的情况下，葛洪觉得报国无门，便远离政治，精研学术，开始涉猎医学典籍。他四处搜集古方，先后拜郑隐、鲍玄为师，鲍玄见葛洪相貌清奇而好学不倦，便把鲍姑许配给他。由于葛洪名声在外，朝廷封他为都尉，让他去平叛。葛洪少年时练过骑射之功，又好谋略，很快率军平定叛乱，被朝廷封为伏波将军。由于时代动乱，葛洪不久就辞官回乡。《晋书》载：葛洪“儒学知名”、“究览典籍，尤好神仙导养之法”。他回到乡下后，依旧迷恋读书、研究医学、探讨道学。著有《神仙传》、《抱朴子》、《肘后备急方》、《西京杂记》等。

　　现在，我们回过头来看《铜陵县志·乾隆》“古迹”篇记载：“仙牡丹，长山石窦中有白牡丹一株，高尺余，花开二三枝，素艳绝尘”。长山石窦，窦，洞也；石窦，石洞也。石洞里能长牡丹？开始我也不信，后见铜陵县叶山林场的山上石头上长着一棵白牡丹，我不得不信了。

　　长山位于何处？有人讲就是位于铜陵县顺安镇陶山村有“葛仙洞”的那座山。我认为这个讲法值得商榷。因为同一本《铜陵县志·乾隆》“山川”篇对长山有个清清楚楚的解释：“长山在北关外，沿江冈阜联络，自铜鼓至鹊头，统谓之十里长山。”实际上，就是我们当今的笠帽山到工业经济循环园区一带的丘陵。这一记载《南陵县志》也有。我以为与我市史料是可以相互印证的。因为铜陵、南陵在唐末之前均为一家，唐末后“分南陵县工山、安定、凤台、丰姿、归化五乡置义安县在顺安镇”，“南唐保太平九年改义安县为铜陵县移于今之江浒即古之铜官镇也。”

　　有“葛仙洞”的那座山，这本乾隆版《铜陵县志》书中也有介绍：“杏山在县东二十五里。《广舆记》：昔传葛仙翁留此种杏，下有溪，落英飞堰，昔花堰者以此得名。山产上硃，其穴土人以为丹圹也。宋郭祥正诗云：传闻花落流堰水，每到三月溪泉香。”《铜陵县·志乾隆》“艺文上”篇《杏山碑记》：“铜之杏山，先此未有是名，自稚川葛仙翁结庵修炼，名始炳琅”。很显然，杏山是因葛洪种杏炼丹而得名、扬名的。《铜陵县志·乾隆》书里讲的《广舆记》是24卷的地理书，清朝蔡方炳编，康熙二十五（1686）年成书。全书地图皆列于卷首第一册，共18幅，称之为“广舆图”。第一幅乃广舆总图，其后清初15省分图。图后各卷是各省图记，内容大略分建制、沿革、形胜、山川、土产、祠庙、名宦、人物、列女、仙释等15项。从以上这些史料分析，葛洪到过铜陵是可能的，而且可能住过很长时间，走过或者说到过铜陵许多地方，最起码到过长山、杏山。理由有以下几点：

　　其一，葛洪当时炼丹的原料主要以丹砂、雄黄、雌黄、矾石、磁石、曾青、戎盐等，这些原料我不敢说铜陵都有但可以肯定大多都有。试举两例：前面我们在讲杏山时谈到杏山产“上硃，其穴土人以为丹圹也”。“上硃”，什么是“硃”？就是朱砂又叫丹砂，“上硃”就是上等的朱砂。“圹”：“坑”或“穴”的意思。土人：“当地人”。这句话说：杏山生产上等朱砂，上面留下的矿坑，当地人认为就是开朱砂时留下的。葛洪在《抱朴子·内篇》中写道：“丹砂烧之成水银，积变又还成丹砂”。葛洪在《抱朴子·内篇》炼丹有五点体会，这是第一条。葛洪炼丹经验的第二点，仍是《抱朴子·内篇》中记载：“以曾青涂铁铁赤色如铜”“外变而内不变”。曾青是何物？曾青就是硫酸铜。现代科学揭秘：以曾青涂铁的原理就是铁和硫酸铜的溶液起作用，硫酸铜里的铜取代了铁板、铁柱等铁表面上的铁，故铁板、铁柱等铁表面附有一层红色的铜。为什么“外变而内不变”？因为道教采用的是表面的涂敷方法，所以硫酸铜只在铁的表面上发生作用。那时有硫酸铜？曾青是如何制作的？《抱朴子·内篇》介绍：氧化铜＋醋，“埋之三尺，二十日即化为水也”。氧化铜就是裸露地表的铜矿石，而铜陵是个产铜之地，地表的氧化铜是随处可见的。可见，葛洪炼丹主要原料朱砂、氧化铜是有的，其他如雄黄、矾石、磁石等在铜陵也是可以找到的。

　　其二，葛洪成长于西晋与东晋交替之际，东晋初期在朝当官，后因“志在炼丹耳”辞官远走他乡。东晋建都南京，同时葛洪又是晋丹阳郡人，就是今天江苏句容人。汉时铜陵与句容均属于丹阳郡。句容位于南京附近与铜陵近在咫尺，铜陵有氧化铜、朱砂、磁铁、雄黄等丰富的炼丹原料，对于当时的炼丹的专家葛洪来讲，他不可能是不知道的。因此，他要炼丹传道不来铜陵是不可能的。

　　其三，葛洪是道教学者，也是医学家。史书记载葛洪在炼丹的同时，搜集、研究各种药方为民治病。那么葛洪在铜炼丹传道，帮人治病也是可信的。大家可以想一想，解放前外国的神父在中国传教，不也时常帮人治病以取信于民吗。据有关记载，葛洪在铜陵修道炼丹期间为山民治愈天花、狂犬病患者达数百人，受到山民的敬重和爱戴，尊称他为“葛仙”。前面我们讲过，牡丹药用始于秦汉或更早，牡丹皮能清热解毒，是治疗寒热疾病不可缺少的一味中药。葛洪深谙药理医术，在为山民治疗天花、狂犬病时估计少不了牡丹皮这味中药。葛洪所处的时代，治病全靠“一把草、一根针”。中草药体积大、量多，不可能随身携带，一般就地取材。因此在自己住宅附近，收集、种植一些如牡丹等常用的草药以备患者之需不仅是很正常的，而且也是必需的。

　　其四，史书上的反复记载。《广舆记》的记载，前面我们已经说过。《铜陵县志·乾隆》“艺文上”篇记载刘曰义的《杏山碑记》还透露一个信息：“溯杏山故实，《一统志》谓葛仙翁常留此种杏，春日落英飞堰上，遂名花堰，则杏山在昔，嵬然成一洞天矣。千余祀来，仅存古刹及丹井”。这篇文章写于何时？文章没有记载。我们来看刘曰义何许人也？从《铜陵县志》上查，此人是顺治年间的铜陵知县。刘曰义讲的《一统志》是什么书？网上百度一下：《一统志》是记载全国舆地的总志，元朝始有此名称。“每省皆先立统部、冠以图表，次述分野、建制沿革、形势、职官、户口、田赋、名宦。诸州府又各立一表，次述分野、建制沿革、形势、风俗、城池、学校、户口、田赋、山川、古迹等二十一门。”元有官修的《大元一统志》，明有官修的《大明一统志》，清有官修的《大清一统志》三本。这三本：一是康熙二十四年（1685年）敕修，历三朝六十八年，至乾隆八年（1743年）始成。二是乾隆二十九年（1764年）敕修，乾隆四十九年告竣。三是嘉庆十六年（1811年）敕修，道光十六年（1836年）又敕续撰，历三十一年道光二十二年成书。记载刘曰义《杏山碑记》的《铜陵县志·乾隆》版本成书于乾隆二十二年（1757年），这部志书“先后三修，历经十年，成书不易”。从时间的推敲上看，乾隆版《铜陵县志》记载的刘曰义的《杏山碑记》中提到的《一统志》肯定不是大清的《一统志》。为什么？顺治年前后一共18年（1644～1661），我们假定刘曰义是在顺治帝最后一年担任知县，且年轻有为40岁，而且就任当年就写了《杏山碑记》，那么康熙敕修的《一统志》成书时，离顺治最后一年1661年，已过82年了。很显然，刘曰义在这篇碑记中引用的是大明或大元的《一统志》。

　　在这篇文章中我反复推敲葛洪来铜可能性，其主要目的就是证明铜陵牡丹1600多年的种植历史。因为，葛洪在铜陵炼丹传道，为山民看病的传说和故事是可信的。我们就能这样大胆设想：牡丹是一味常用的中草药材，葛洪不可能随身携带大量的牡丹皮。葛洪在铜陵山山水水奔波和炼丹传道的过程中，发现铜陵野外山坡上有牡丹，为了看病的方便把野外的牡丹移植到所住之地，后人逐渐效仿之，便演变成今天的凤丹种植基地。因此，从这个意义上说葛洪是铜陵人工种植牡丹第一人。铜陵不仅是凤丹牡丹的原产地。如果从葛洪在铜种植牡丹来计算，铜陵牡丹的种植历史已有1600多年了。这也是很多牡丹专著所承认的。（作者：李兆玉）